二战以后，美国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许多犯罪问题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此加以研究，一些学者则集中采取被害调查的方式收集第一手的被害资料，以弥补官方犯罪统计数字可能的不足。最后的结果令人震惊，事实上大多数人在一生中都遭受过一次以上的侵害，很多时候他们并没有报案，也就是说犯罪在统计数字之外大量存在着。我们的记者采用类似的方法，在广州、深圳、北京、上海四地街头随机采访了数十人，看看他们是否遭受过侵犯，也许他们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远比数字直观的有关犯罪现状的印象。
　　广州
　　姓名：张振宇
　　职业：维修电器技术工人
　　拍摄地：广州大道
　　受害经历：在中山六路被偷钱包
　　看法：广州城市治安差，双抢和公车小偷特别多，身边很多朋友都曾深受其害，让人感觉在广州生活没有安全感。
　　姓名：小翠
　　职业：饮食店服务员
　　拍摄地：饮食店
　　受害经历：没有
　　看法：来广州已经两年，自己平时除了上班，就是呆在家里，很少外出，没有被偷或者被抢过，感觉广州城市治安跟其他城市差不多。
　　姓名：肖飞
　　职业：发型设计师
　　拍摄地：理发室
　　受害经历：4次。在长寿路的红灯路口，曾经被飞车抢夺，损失一条项链；家里曾被撬门，被入屋抢劫，损失大量财物。
　　看法：我来广州已经12年了。现在广州治安非常差，有时候治安员看到事故发生也不理会，致使城市治安更加混乱，到处是抢和偷。
　　姓名：孙月华
　　职业：手机店员工
　　拍摄地：手机店
　　受害经历：7月份手机店遭六个男子抢劫，损失4千多块。事后报警，但没有抓到人。
　　看法：目前的广州治安非常不好，生活缺少安全感，手机店遭抢不止我所在的这一家，前不久在杨箕村那边也有手机店受害，作案手段和方式跟我遇到的相似。
　　姓名：宋爽
　　职业：报社编辑
　　拍摄地：办公室
　　受害经历：没有
　　看法：几个大城市都呆过，广州的治安与之相比不算好，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我在大学里住，三年来就听说过一次盗窃事件，总体安全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感觉本地的民风也还好。
　　深圳
　　姓名：张志刚
　　职业：报刊亭老板
　　拍摄地：振兴路钟表市场对面
　　受害经历：4年前在南园小区公车站被两个小偷划破了裤袋，幸好及时发现，保住手机。
　　看法：媒体对社会治安的报道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应该多揭露治安存在的问题，让市民提高警惕。
　　姓名：刘兴兰
　　职业：美容顾问
　　拍摄地：华强北路茂业商场门外
　　受害经历：刚来深圳2个月，尚能保“金身不破”，但曾目击一群贼人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了一个女孩的手机。
　　看法：在深圳生活挺没有安全感的，政府在抓好主城区治安的同时，也不要忘记郊区。
　　姓名：武亚楠
　　职业：街头小贩
　　拍摄地：赛格电子广场门外
　　受害经历：赚钱不多，没啥能被偷的。
　　看法：深圳治安比起老家湖北襄樊来还是要好得多，便衣和巡警很多，看到他们很有安全感。
　　姓名：沈小芬
　　职业：公司采购员
　　拍摄地：电子科技大厦写字楼
　　受害经历：去年在公车上被4个男人围住，他们抢走手机后欲逃跑，最可恨的是司机竟然助纣为虐，开了巴士后门。
　　看法：在这个城市只有办公室才是最安全的。希望公车司机和售票员要有责任感，也希望公车站的治安管理员能按时上班。
　　姓名：王建华
　　城市：深圳
　　职业：治安巡逻员
　　拍摄地：电子科技大厦一楼大堂
　　受害经历：小偷看我这身制服就躲得远远的。
　　看法：要提高一个城市的治安管理水平单纯靠警察和巡逻员是无法做好的，需要全社会、全民众的积极参与。
　　上海
　　姓名：谭洪新
　　职业：大学副教授
　　拍摄地：杨浦区上海水产大学
　　受害经历：被抢过被偷过？都没有啊，就是我把钱顶在头上也没有人抢我啊(笑)。诈骗？什么地方都有。只要你没有贪心，不理他，什么骗局都没有用。
　　看法：来上海十二年了，我觉得这里很安全的，简直是歌舞升平，天下太平，哈哈。
　　姓名：刘炜
　　职业：报刊发行经理
　　拍摄地：卢湾区瑞金南路一报摊
　　受害经历：没有
　　看法：上海治安状况真是不错，来上海半年了，由于做报纸发行工作，经常在街上跑，除了看到过有人打架，没有被偷被抢过。
　　姓名：郭虹霞
　　职业：退休工人
　　拍摄地：陆家嘴附近小区
　　受害经历：有啊，去年过年的时候吧，我坐46路公交车皮夹给人家扒了。不过我倒是目睹过几次抓小偷的情景。
　　看法：上海总体来讲比外地要好很多了。虽然不能说是非常满意吧，但已经很不错了。抢劫什么是没有的，就是偷窃比较厉害，特别是春节前后。
　　姓名：陈慕云
　　职业：农业银行保安
　　拍摄地：卢湾区打浦路
　　受害经历：做保安已经七八年了，没有看到被抢的情况，但是遇到过被骗的事情。有的客户上了手机诈骗的当，到银行来汇款，我们了解情况以后，就当场劝阻了。这样的事情有好几次。
　　看法：总的来说，上海的治安状况还是不错的。
　　姓名：沈莹
　　职业：记者
　　沈莹照片是自己提供
　　受害经历：在上海没有被抢被骗过，一直很当心，但是被偷过钱包、手机。
　　看法：上海的治安状况还是可以的，没有像广州那样乱。去年“十一”，我去广州的第二天，就被人抢了。相机、手机、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了，当时我站在大街上浑身发抖。
　　北京
　　姓名：宋健
　　职业：游戏开发经理
　　拍摄地：糖果游戏工作室
　　受害经历：有一次在魏公村的餐馆吃饭，钱包被人偷走，大概有几百块钱吧，身份证、银行卡都丢了。最近在城北郊区骑自行车，也碰见过小偷。就这两次。
　　看法：我对北京的治安状况比较满意，在北京生活还是比较安全的。
　　姓名：孙胜德
　　职业：修自行车
　　拍摄地：车摊
　　受害经历：我没有过受害经历，没被偷，也没被抢过。家里也没人有这些经历。我没钱，没人惦记，有钱人才担心治安。
　　看法：我爱看治安新闻，我觉得北京的治安可以，比其他的哪个城市都要好。我觉得北京的交警也不错，出车祸很快就来。
　　姓名：邵卫
　　职业：健身教练
　　拍摄地：自然美健身中心
　　受害经历：我还真没遇到过抢劫或丢钱包的事。我的会员中也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但我有个同事晚上下班回家，被飞车党抢了，手机和钱包都在包里，全丢了。
　　看法：总的来说，北京的治安还可以。印象中朝阳、海淀、宣武、崇文区是犯罪高发地段。
　　姓名：王岭
　　职业：回龙观国星水站送水主管
　　拍摄地：送水站
　　受害经历：我来北京六年了，就丢过一次钱包。那一次我在北京南站下火车，坐公交车时掏钱，发现钱包没有了，丢了几百块钱。
　　看法：北京的治安比别的城市要好一些。我经常去陌生人家送水，但没有什么不安全感，而且我也没收到过假钞。
　　姓名：李燕
　　职业：日本料理店服务员
　　拍摄地：“龙城物语”料理店
　　受害经历：我住过好几个地方，像双井、亚运村，我觉得北京的治安比我老家要好。我没被抢过，也没丢过钱包。晚上10点多下班走回家，不害怕。我和四五个女孩住在一起，挺安全的。
　　看法：你要我说为什么有安全感？我说不上，就是这种感觉吧。
　　危险关头：还别人自尊还自己安全
　　城市个人安全手册-访谈
　　李玫瑾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犯罪心理学家。
　　南都周刊：很多人心存侥幸，认为灾难和袭击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一旦遭遇罪犯袭击，比如抢劫或是面对凶器时，很容易陷入恐慌，您认为这个时候怎样才能让自己尽快冷静下来呢？
　　李玫瑾：我们一生中能碰到犯罪的几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不同城市可能有所不同，有的城市相对频率会较高一些。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个安全意识。在人的一生中虽然不会经常遇到危险或犯罪事件，但遇到一次可能就是灭顶之灾。实际上，人生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不定时，不定地点的，所以我们要有作为生活的基本知识，要有了解这方面知识的目的性，建议学校也要开展这方面教育，请专家编写一些教材或是请民警现场讲述怎样防止受害。
　　第一，在生活中，我们如果没有遇到过某些事往往就意味着你不知道这类事(即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应对)，而你遇到之后(虽然因此而知道了)，但又往往是“事后诸葛亮”，意味着你已经受到伤害了。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有意地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比如：如何防止扒窃，要注意手提包内东西的放置，一些贵重财物的放置；而在一些关键的地方如公共汽车站，上下车的时候，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如果包在身后(就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被人拦路，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晚上，我们要避免在一些不好的时间段出行，如果回避不了的话，要尽量找一些同伴，还要有意跟家人保持联络；如果要走一些危险的路段，那么宁可在人多的车站等待家人来接，也不要贸然上路。自己要有意识不走夜路，不搭乘陌生人的车。另外，在家里也可能遇到入室的危险，首先要了解自家的居住环境，窗户是否开在没人看到的地方，家门是否位于楼梯过道间，这些都是需要防范的意识，比如要随手锁门，有人敲门的话不要随便开门，要先看好，问是谁，熟悉的就开门，不熟悉的找个借口推掉，尽量不要轻易地打开房门去问找谁。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房间都是楼房式的，就一道房门，罪犯一旦进去的话，外面的人很难发现，这个危险度是非常高的。
　　第二，如果你已经与犯罪人发生对峙了，你要审时度势，如果周围有很多人，要学会求救。求救的前提是犯罪人与你有一定的空间距离，不可能马上发起致命攻击。如果身边站着两三个嫌疑人，或是手持凶器，那么就不要马上喊救命，而是有话好好说，问对方想做什么，可以好好商量；或者是可以用些计谋，说家里人马上就来接我，说“张三你等我一会儿”。用这种方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从而寻找一个机会求救。如果说没有喊叫的机会，犯罪人的刀已经抵住你的身体了，也就是说只要他一使劲就会伤害到你，这种情况就不要硬抵抗，而是用一种缓和的方式，适当地慢慢地满足对方的要求，但不要一下子马上就满足。
　　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语言
　　南都周刊：但是在那种场合下能够这样说的人可能不多。这可以经过情景训练或其他什么方式培养出来吗？
　　李玫瑾：事先要有这样的意识，脑子里要事先想过“如果我碰到这样的事会怎样去做？”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事，那两者的现场反应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事先的考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想过这些事，遇到时就是有准备的，至少不会是完全不知所措。总而言之，犯罪人中有一部分人具有兽性和野性，但也还有一部分人具有人性。有些犯罪人是为了钱，他才穷凶极恶地去抢、去偷；还有些犯罪人可能看黄色录像，受了某种刺激，想试一试性行为。他们脑子里想的是钱或性，并没有想杀人。他如果想杀人就不会拦你了，直接上来就把你给杀了。只要他不是一上来就对你发起致命的袭击，那么都应该说还是有回旋余地的。我们要把握这种回旋余地。你要让他感觉到你能理解他，比如说抢劫，他拿着刀逼你，让你把钱拿出来，你对他的态度应该是：理解他确实在生活当中有困难了，同时还要让他理解：我跟你一样挣钱很辛苦，我这点钱也来之不易，但如果你如此急切那我现在有多少钱都给你……这种情况下有些犯罪人或许就不会轻易地向你捅刀子，他觉得你也跟他一样，都是穷人，马上就跟他拉近了距离。再如性犯罪人想跟你玩玩，那你要说这种事情你要随便找个地方做是不是也不舒服呀？至少你有这个要求，我们也要照着最好的方式做啊。那么他就会觉得，是啊，如果有更好的方式当然好了。总之，实在不行的话，那你就让他做吧，让他得到了，让他体验了，让他离开，那么你再去做别的事情。相反你要是跟他对抗的话，他本身就占着优势，周围没有人能救你，而你又不服从，他可能就会进一步来制服你，这个过程可能就会伤害你。
　　南都周刊：一般会发生杀人灭口的案件都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李玫瑾：一般都是有激烈的反抗。有很多女性都有剧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其实我们从精神上是应该赞扬的，但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是不好的。如果连命都没了，如何去找回公道呢？所以我觉得不值得为这几分钟的伤害去丧失一生。宁愿忍受小的痛苦，就像我们做手术，谁也不愿意在身上划一口子，但如果这个手术能救你的命的话，那么我们宁愿忍受。
　　南都周刊：您曾经说过要区别开不同的罪犯，从而采取不同的应对手段。那么这些罪犯通常都会有哪些特征呢？如何应对呢？
　　李玫瑾：在没有反抗条件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先服从他的要求，减缓他情绪的紧张度，因为对方想要控制你，他也很紧张。
　　第一，我觉得最重要的交流方式是语言，因为这个时候目光对视是不太好的，他会觉得很危险——你为什么要看着我？盯着我？你是不是想要记住我的面部特征？这会引发犯罪人的危险反应。所以最好的方式是用语言，用轻声的语言交流，可以试探性的，如：“你能不能别伤害我……”，最好用能够拉近距离的言语。其实很多犯罪人，他也是遭受过挫折的失败者，比如打工打不成，到了一定年龄没有结婚，或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等等，这些人缺少的是正常人的情感，没有人正眼看他们，没有人觉得他们好，没有人愿意接近他们，这样一来，人在没有自尊的情况下，他什么都会做的。我们如果作为被害人的话，他选中你了，你就要想办法去理解他，他在生活中确实挫折很多，是一个孤独的、备受歧视的人。
　　第二，你要看他提的是什么要求，这个要求你能否做到，能否服从。尽可能满足他一小部分的要求，有些要求你满足不了，你要告诉他为什么你不能满足。有个女孩在被强奸前对犯罪人说，我现在正在来月经，你要不觉得脏不觉得晦气的话，我也忍了；不过我告诉你这样不是很好。总而言之，要跟他坦诚，先把他作为一个人，然后再考虑怎样去应对。
　　世界趋势：犯罪难防 人自为战
　　王大伟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预防犯罪专家。
　　严惩并不意味着犯罪率的降低
　　南都周刊：在你的研究中，中国的治安状况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水平？
　　王大伟：我们国家每年公布的犯罪率，一万个人当中不超过50个案子；而在西方，犯罪率一般都在万分之八百到一千。这两个比较起来，我们的案子数量是非常少的。但是，这两者也没有太大的可比性。中国的整个犯罪案例中，75%以上是盗窃的侵财犯罪，而这种侵财犯罪我们是有立案标准的，也就是“城市1000元，农村500元”。而在国外，即使偷上三五个英镑也叫犯罪。所以，这样看来，我们与国外就没有可比性了。再一个，我们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又会把一半以上的治安案件不列入刑事案件；还有我们的警力比较少，接报案的渠道也比较少，这个也影响到整个案例的登记。也有个别单位在进行案件统计的时候，恐怕不能做到完全地实事求是，有水分。
　　南都周刊：立案额度的规定以及《治安管理处罚法》是我们的国情所需吗？
　　王大伟：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举措，规避了一些小的案子，就可以集中力量去处理一些大案要案。我们国家的警力非常少，只有173万警察，是人口比例的万分之十一左右。而国外都在万分之三十五以上，也就是我们一个警察要做他们三个警察的活。所以只能用有限的警力来攻破大案要案。
　　南都周刊：分流小案子虽说有它好的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会不会造成犯罪分子对这种案件的受惩的恐惧降低，有恃无恐，从而反复犯罪呢？
　　王大伟：这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严惩是否就是消灭犯罪行为的有效手段。
　　在警察创建之前，人类已经和犯罪斗争过很多年了，有一种理论叫“即将到来的恐惧”，认为只要把这些小偷都杀了，就没有人再偷了。由于这个理论，它制定了很多种法令，致使英国有300多种死刑。然而，死刑多了以后，犯罪反而也多了。这里有个典型的例子，英国人每处死一个盗窃犯，要组织两万人围观，而当时伦敦总共只有八万人，要组织四分之一的人围观，也就是杀一儆百。结果，等到执行死刑的那天，人群里就聚集了大量的小偷，他们都看好了别人的钱包手表，就等着拽绳把罪犯吊死的那一瞬间。结果，一二三，侩子手一拉绳，人们的注意力一分散，小偷们都把手伸进了别人的口袋。这就是对这种政策的一个莫大的讽刺，成了一个笑柄。它本来是要用重典治乱世，结果小偷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去进行更大的犯罪活动。从英国或欧洲的历史来看，对犯罪采取多种死刑的办法已经被证明是不可取的。
　　从预防犯罪到预防被害
　　南都周刊：据您的研究，西方国家采取什么有效的办法抑制犯罪上升的趋势？
　　王大伟：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特别是欧洲采取了社区警务的战略。社区警务也就是警察走到老百姓之间，宣传组织老百姓。这在我们国家也有，充分调动公众的积极性来参与防范。这有一个好处，就是公众的安全感提高，老百姓的防范意识提高。但是犯罪并没有因为社区警务而明显地下降。
　　在这个时候，人们就觉得为什么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犯罪还是有增无减呢，心中就有了疑问。西方的犯罪学家就提出一个新的理论，从预防犯罪到预防被害。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预防犯罪的大趋势。犯罪的持续攀升我们很难抑制，但是我们可以从我做起，自己掌握一些预防犯罪的技能，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自己远离犯罪。就好比现在癌症很多，我们不能说总体抑制癌症，但是可以自己多吃蔬菜、多锻炼，自己可能不会得癌症。对犯罪采取这么一种新的政策，这与社区警务运动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西方出现了很多组织群众的行为，比如说警语：“不和陌生人说话”，“不带今天不用的钱”，没有钱小偷就没法偷了；还有针对性骚扰性猥亵的行为，提出“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的话教给孩子，特别是小女孩。女孩在公车上遇到色狼，有“四喊三不喊”。四喊：男友在旁高声喊，二三女友高声喊，白天高峰高声喊。旁有军警高声喊，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三不喊：天黑人少慎高喊，孤独无助慎高喊，直觉危险慎高喊。斗智斗勇智为先。
　　南都周刊：这种教育是通过什么方式进行呢？
　　王大伟：通过学校，通过电视，通过报纸，通过媒体。广东现在出现了“两抢”，我们也编成了歌谣：“女士包背里面(靠人行道的肩)，一只手护腰间。分装钥匙和名片(以免犯罪分子拿着钥匙入屋行窃)，生命第一记心间(如果形成僵持的话，保命重要)。”我们把这些西方的思想传播到中国来，这就形成了人自为战的局面。如果女孩子掌握了这些情况的话，就可能不被犯罪分子侵害。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南都周刊：您觉得我们公众的防范意识是不是还不够呢？
　　王大伟：不仅是不够，很多还是零，我们的老百姓是只要犯罪不发生在自己身上，就没有这方面的意识。举个例子来说，平安人寿的总部在深圳，它今年组织了一次平安大使万里行，我们在全国进行平安知识的巡讲，都是免费的，由平安人寿赞助。结果，平安人寿花了一百多万来做这个善事，但是，每到一个城市发一千张票，却来不了三百人。这还是免费地讲，提供矿泉水和礼品。相反，如果一个三流的来讲讲什么两个月能学好英语啊，骗子医疗啊，百姓们会人山人海。我们的防范意识很多是零。
　　南都周刊：就你的研究来看，西方与犯罪斗争的经验，有哪些是我们做得还不够的？
　　王大伟：我们再回望一下，世界有两种新的理论。一是情报导向，前段时间伦敦有十架飞机被恐怖分子装上了炸弹，警方从巴基斯坦获得情报，于是把十架飞机全部扣住，24个巴基斯坦裔的英国人全部抓住，这就是和犯罪分子斗争的伟大胜利。作为警察来说，我们要学习西方这种情报导向系统，警察要更多地去捉摸敌人，从而获得情报，这叫爱可勒母五部分解法，第一尽可能获得情报；第二分析解读，把情报编成犯罪日历和犯罪地图——广州也应该制作这样一张犯罪地图，什么地方“双抢”高，什么地方什么犯罪高，然后编成口诀教给老百姓；第三要制定规划；第四要贯彻落实；第五要科学评估，当我们制订出这么一股根治广州犯罪的良药后，并不是吃完就算了，还要看有没有效，这个评估不是广东的警方自己来做，而是要让社会更多的舆论和公众参与来做。